“淘金者可能发财也可能破产，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裤和工具的人往往都会发财。”然而，对于为了自己“淘金”而生产“工具”的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来说，故事也许没有这样简单。

文|本刊记者 李毅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部的大堂里，硕大的悬挂屏幕中反复放映着关于深海石油勘探的各种宣传片。从拥有4000年前摩崖石刻的珠海高栏岛——如今这里已经是中海油的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——到“实现深水装备的跨越式发展”的大标语，各种气势恢宏的海洋石油装备及分解说明图依次出现在屏幕上，令不少往来办事的人驻足观看。

随着陆上油气资源日益枯竭，中国大大加强了对南海，尤其是深海水域的开发力度。然而，中国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在水深500-2000米的海域进行油气勘探生产的技术和装备。与欧美国家相比，中国企业的研发、设计水平固然不在“同一重量级”，即使在最为擅长的制造环节，与韩国、新加坡等亚洲制造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。

压力之下，“装备先行”成为了中国开发南海的必然选择。即将出炉的《“十二五”期间海洋工程装备发展规划》以及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将装备制造作为“定海神针”。

然而，这一单纯为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而兴盛起来的行业源动力何在？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究竟是在市场中因利而起、自然成长，还是被政府开发政策所催熟？举国体制会否使海洋石油装备产业成为下一个低端锁定的“中国制造”？

后来居“下”

“每一艘中国制造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只有24%的国产化率，中国企业只能得到全部利润的30%。”这些数据令人吃惊，但其实不足为奇：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所有中国企业的切入点都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环节。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也没能避免后来居“下”的命运。

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连琏教授将海洋工程装备(含海洋石油装备)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总结为八个字：欧美设计，亚洲制造——从欧美到亚洲，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，也决定了该国在产业链的位置。

处于最顶端的欧美企业，垄断了海工装备的设计和高端制造环节，他们拥有全球领先地位，创造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“欧美模式”。

其中，美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海洋石油装备市场的半壁江山，休斯顿是全球海洋工程及海洋石油开采技术的研发中心。美国麦克德莫特集团(McDermott)与法国德西尼布集团(Technip)是处于这一产业链顶峰的巨型企业，后者的分支机构及工作人员遍布5大洲48个国家。

按中海油工程[7.06 5.37%]建设部总经理金晓剑的说法，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第二梯队，是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。作为中低端制造业的主导者，两个国家有各自的不同侧重。

有“低端制造中的高端制造者”之称的新加坡企业，承揽了众多欧美国家石油钻采平台制造以及FPSO(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，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)的改装订单。

而制造业起家的韩国，则以价格低廉、交货迅速、质量上乘等优势在手持订单数量上居全球领先地位。尤其在2007-2008年，韩国企业承接了全球近一半的海洋工程平台项目，创立了以大规模廉价制造为特点的“韩国模式”。

天赋异禀的“挪威模式”和“巴西模式”也令国际同行们羡慕。作为历史悠久的海洋工程国家，它是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国家，拥有成熟的经验。而巴西也在不长的时间里构建起了发达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产业。据了解，巴西目前作业中的深海钻井船已有46条，同时又订购了28条。与它相类似的还有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。

处于最后一个梯队的，则是后来居“下”的“中国模式”。中海油一位海洋工程专家言辞激烈地指出，与上述几种已经演化成熟的发展模式不同，“中国模式”的特点除了尚处起步阶段，研发、设计、总装实力较弱外，最大的先天弱项在于：由于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，导致产业发展中缺乏来自市场的源动力。这也是中国后来居“下”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主因。

“中国模式”的尴尬

“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，从一开始就是为开发中国领海油气资源而创建的，它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，政府不是像韩国政府一样助推产业发展，而是完全的主导和催熟，这使该行业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。”上述海洋工程专家对《能源》记者说。

据连琏教授统计，未来5年中，全球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阶段，市场规模将达2765亿美元。中国目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%，市场规模在十二五期间将达800亿美元，投资将超过2500亿美元。

如此巨额的投资，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雄心；另一方面也令人疑惑：既然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，为何不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来开发，而偏要耗费巨额资金来自主研发呢？单以成本来看，要想通过自身发展，赶超处于产业链顶端的欧美国家，实现自主设计、研发，显然“不够划算”。

“那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，”上述海洋工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。“欧美模式”重在创新，这是以央企为主力、依靠举国体制发展的“中国模式”所无法企及的。举国体制的长处是以量取胜——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制造出庞大的规模，却始终无法摆脱产业链的最低环节——生产加工，无法占据利润丰厚的上游环节，例如各种尖端装备的设计研发，以及核心部件、关键材料的制造等。

以年初出坞的世界级深水钻井平台“海洋石油981”为例，其所有核心部件，包括液压系统、柴油机、关键部位钢材、推进系统等均由外方公司设计制造，因为这些部件的统一标准掌握在几家大型国际船级社手中，中方自己设计研发的产品无法达到这一标准，得不到认可。

“因此，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的举国体制同其他制造业一样，只能使大批从事简单制造的公司淤塞在产业链利润最薄的低端，而将利润丰厚的高端拱手让人，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”该专家说。

回过头看亚洲最具代表性的“韩国模式”。尽管韩国与中国都是从制造环节切入海工装备产业链的，但不同的是，韩国自身没有海洋油气资源，其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目的很单纯，只是为了振兴这一产业以发展经济、获得利润。而中国建立这一行业的初衷却是为了开发自身的海洋石油资源。因此，两国发展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源动力完全不同。

在投资界曾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：“淘金者可能发财也可能破产，但是向淘金者出售牛仔裤和工具的人往往都会发财。”如果中国纯粹为了赚钱而发展装备制造业，也许的确可以像生产牛仔裤和衬衫一样颇具盈利前景。然而，对于为了自己“淘金”而生产“工具”的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来说，答案就未必如此了。

若以源动力而论，中国似乎与巴西、俄罗斯等拥有海洋油气资源的资源国类似。但遗憾的是，南海的油气资源潜力远无法与巴西、俄罗斯相比。据了解，巴西的盐下石油蕴藏量可能多达3380亿桶，甚至超过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2640亿桶的蕴藏量。

因此，中国在资源量方面远没有巴西与俄罗斯的底气足，也很难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像在巴西与俄罗斯一样蜂拥而至。如果中国像其他资源国一样，向国际石油公司提出各种要求，则这些公司完全可以不选择中国。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，到南海进行作业的国际公司十分有限。

可以设想，如果南中国海拥有像墨西哥湾和北海一样傲视全球的油气资源，则国际石油六巨头必会蜂拥投标，则中国可以采用“巴西模式”，要求国际石油巨头们使用中国制造的平台，所用其他装备也要在中国本土制造，从而将公司的品牌、技术、加工制造带到中国，进而带动中国的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。

然而，中国却没有这么走运：由于有一定海洋油气资源，使得海洋石油装备行业为开发自身油气而创建；但资源又不够富集，不足以吸引国际石油巨头前来开采。因此，政府想依靠央企自身实力来投资，将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提振起来。

而上述专家告诉《能源》杂志记者，技术领域的创新是无法依靠举国之力来实现的。“韩国的造船业起步比中国落后20年，但现在超过了中国，主要就是发展体制和思路的问题。中国的能源开发还是没有摆脱‘先有装备、再来开发’的思维方式，而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开发。其实，历数全球油气资源开发良好的国家，大部分都通过合作或聘请外国公司进行开发，而不是全部依靠自己。”

护住“脖子”和伸出“拳头”

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连琏认为，中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的确存在体制问题，但也有其原因和背景。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只是和中方公司签订服务合同，但不会让中方公司获得任何技术，或者在核心部件上对中方公司进行封锁，拒绝出售给中方公司，从而遏制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。

据国内某海工装备制造公司人士透露，美国的确在部分海工装备关键部件或材料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，迫使中方公司“绕个大圈子”，通过某些欧洲国家才能间接购得。

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一位高层也承认，深海钻井对设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BP公司拥有如此尖端的技术，所用装备都是美国、德国的顶尖企业制造的，还是出了问题。若以工业水平、制造水平而论，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、德国这些国家，要想进行深海石油开发，很多装备必须靠进口。西方国家在很多高科技装备上还会通过禁售来限制中国，担心这些技术会被中国用以发展军工。

然而，即使在非核心部件，甚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配件、小仪器上，中方公司也可能因不掌握技术而缺乏谈判筹码，被迫接受外方的高价。海上石油装备使用和维修都需要服务商的技术支持，但如果服务商为外国公司，则可能会在维修等服务上漫天要价，不具备相关技术的中方公司则只好“任人宰割”。

另外，外方供货商也可能延长中方公司所需船只的订货期，有时甚至延长2-3个月之久，这对于海上作业的公司来说，则会使成本“灾难性地飞涨”。因为海上作业船只的租用成本非常高，深海作业船只的成本则更加惊人。

据统计，2008年之后，自升式钻井平台日租费已由2005年的约6万美元飞涨到20万美元，同期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日租费由17万美元飞涨到50万美元。有些工程需要整支船队联合作业，则成本更高，每天可能达到上百万美元。因此，一艘船或一个配件无法到位，就会使整体作业成本大幅增加。

例如，中国海上第一口超深水钻井荔湾3-1-1是由外国公司租用外国钻井船进行作业的，但当时因船只迟迟不到位而使作业一再推迟，从而大大增加了成本。

因此，中国大力推动海洋石油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设计，首要目的是避免在油气开采上被外国公司“卡脖子”。

持另一种观点的是中国石油[10.47 2.85%]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专家张抗，他的主张代表了一部分专家的意见：中国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提出了使海工装备制造业达到1000亿元产值，占世界市场20%份额的目标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中国不一定要在海工装备的所有核心部件制造上全部实现“自主研发、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”，需要与全球市场相融合，通过合作来与大型国际公司互通有无。

只要在部分“拳头产品”上拥有自主研发、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的能力，就可以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公司进行合作、交换以及讨价还价。

至此，上述两位专家的观点十分契合——中国为了护住南海开发的“脖子”，才要伸出装备制造的“拳头”。然而，问题似乎又转了回来，政府主导的“中国模式”能否具备制造“拳头”的源动力呢？也许还是张抗的一句答语耐人寻味：“中国的能源体制一直这样垄断，这还用问吗？”